中國教育在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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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金輝:未來5年,中外合作辦學要處理好四大基本關係
2021-03-11 10:32
中國教育報
作者:林金輝

  我國教育涉外辦學有十幾種形式,發揮各自不同的作用。其中,中外合作辦學是唯一以高於部門規章的國務院法規《中外合作辦學條例》規範的辦學形式,也是教育國際合作交流最為深入、最具實質性的形式。“十四五”時期,以高質量中外合作辦學發展踐行加快和擴大新時代教育對外開放部署,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新徵程的時代要求。

  加快和擴大對外開放是“十四五”時期中外合作辦學的發展方向。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指出,“十四五”時期將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在暢通國內大循環、打造開放的國內國際雙循環的各個環節,中外合作辦學將發揮獨特的作用,例如,培養適應新發展格局的國際化人才,拉動內需滿足社會多樣化教育需求,以開放促改革助力高質量教育體系建設,為全球跨境教育提供“中國樣本”推動中外人文交流等。2020年5月30日,教育部等八部門聯合印發《關於加快和擴大新時代教育對外開放的意見》,發出了加快和擴大教育對外開放的動員令。這標誌着中外合作辦學迎來了新的發展機遇,將肩負更為重要的歷史使命。

  加快和擴大,應在高質量發展的軌道上持續前行。當前,中外合作辦學還存在一些與加快和擴大新時代教育對外開放形勢不相適應的地方。思想層面,還有人對中外合作辦學政策界限認識不清或有意混淆,社會上對中外合作辦學“高收費、搞創收、降分錄取”的印象還沒有完全得到扭轉,政務輿情收集、研判和迴應機制還需要進一步加強,社會輿論的負面影響還需要持續加以監控和引導;管理層面,《中外合作辦學條例》及其實施辦法修訂工作已經開展近6年,需要加快修訂步伐。一些好的改革舉措需要多部門建立協調聯動機制,推動儘快落地見效;學校層面,辦學主體意識需要進一步強化,國外資源“挖掘”“利用”力度需要進一步加大,課程教學與師資建設需要進一步加強。中外合作辦學利益主體和訴求多元,社會關注度高,地方和學校辦學熱情高。民生期盼傾耳戴目,新舊矛盾需要化解。中外合作辦學者和管理者應深刻思考如何加大中外合作辦學改革力度,以高質量建設解決發展中的問題。

  中外合作辦學高質量發展,必須旗幟鮮明、毫不動搖堅持和加強黨的建設,確保社會主義辦學方向。中外合作辦學是中國教育事業的組成部分,處於改革開放最前沿,黨的建設是高質量發展的首要任務和根本保障。應按照堅持黨的建設同步謀劃、黨的組織同步設置、黨的工作同步開展的要求,把建立黨組織、開展黨的工作作為中外合作辦學必備條件,作為審批、年檢、評估考核、管理監督的必查內容;中方辦學者黨組織要發揮政治核心作用,圍繞辦學治校、立德樹人根本任務開展工作,強化思想引領和輿論引導,確保黨的建設人員到位、機構到位、活動到位。

  中外合作辦學高質量發展,應處理好四大基本關係,即規模和質量的關係、全局和重點的關係、關鍵和核心的關係、發展和安全的關係。處理好這四大基本關係的過程,是中外合作辦學高質量發展落實機制建立和完善的過程。

  一是規模和質量的關係。

  中外合作辦學高質量發展是規模和質量協調可持續的發展,是在與時俱進中外合作辦學質量觀引領下的發展。適度規模是基礎,提高質量是方向;高質量發展是建立在適度規模基礎上的發展。沒有一定的規模,難以有質量,對總體來説是這樣,對一個辦學機構、項目來説更是如此。如果規模太小,連正常的教學都難以組織,連基本的辦學成本都難以維持,質量從何談起?但是,加快和擴大教育對外開放不是盲目地把規模擴大。最近,教育部相關負責人在多個場合公開表示要擴大中外合作辦學規模;當然,這個規模一定是有質量的規模。建議國家、地方和學校在制定實施“十四五”教育發展規劃時,依據“適度超前”原則,對中外合作辦學規模作出安排,並對可持續發展的政策體系和制度體系進行設計或完善,使之與應有的發展規模相適應。

  值得強調的是,我國高等教育已經進入普及化階段,不能用精英教育、大眾化教育階段的質量標準來衡量中外合作辦學。新時代中外合作辦學的教育質量是什麼?是具有國際視野和國際意識,能夠參與國際事務和國際競爭,能夠充分發揮個人才能以適應社會需要,對學生能在原來基礎上有明顯提高。不同辦學層次、不同培養目標的中外合作辦學,應當有不同的質量標準。家國情懷、國際視野,是中外合作辦學學生最大的競爭優勢。

  二是全局和重點的關係。

  中外合作辦學高質量發展必須全方位推進,以暢通國內國際教育循環為着力點,優化整體佈局,拓展合作空間;就其自身而言,應不斷調整佈局結構,使之主動適應新發展格局的需要。建議進一步加快海南自貿港、粵港澳大灣區、長三角地區、雄安新區中外合作辦學區域創新,及時研究總結可複製可推廣的經驗推向全國。加快推進海南在相關領域放寬合作辦學主體和辦學模式限制等相關政策實施細則的研究制定;加快推進上海試行“雙一流”建設高校理工農醫學科中外合作辦學“項目備案制”落地生根;加快推進雄安新區中外合作辦學頂層設計和政策體系的建立完善,使之聚焦大數據類、人工智能類等新工科專業開展高水平合作辦學;加快推進研製與“一國兩制”相適應的粵港澳大灣區合作辦學改革舉措,採用諸如“學校+”等多樣化辦學模式,賦予港澳高校在大灣區內地更大辦學自主權;加快推進對中西部和東北地區境外優質教育資源的供給力度,充分發揮其在與周邊國家中外合作辦學中發揮區位和人文優勢;加快推進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尤其是一些關鍵國家的合作辦學,促進共建“一帶一路”教育行動的深入實施。

  截至目前,全國經審批機關批准且在辦的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有2332個,其中高等教育中外合作辦學約佔百分之九十,我國已經成為全球高等教育辦學主要合作方。中外合作辦學在校生規模大約60萬人,其中高等教育在校生規模大約55萬人,已經畢業的學生超過200萬人。合作辦學涉及11個學科門類200多個專業;層次方面,研究生層次機構、項目200多個,本科層次約為1000個,專科800多個。建議圍繞構建新發展格局現實需要和未來發展目標,圍繞民生和產業發展需要的支柱產業、新興產業、未來產業開展合作辦學,重點支持世界科技前沿、新興交叉學科和薄弱、空白、緊缺、“卡脖子”的學科專業開展合作辦學,通過合作辦學建立與新發展格局相適應的、有世界影響力和競爭力的、產教深度融合的一流學科羣;優化中外合作辦學學科專業和層次的整體佈局,避免重複建設和建設失衡。應根據地方經濟社會發展需要,適當引進相關學科專業開展合作辦學。

  三是關鍵和核心的關係。

  幾十年中外合作辦學發展歷程是一個不斷改革的過程,這種改革是從體制改革入手的,而後逐步過渡到課程、教學改革。體制改革是關鍵,體制機制問題不解決,就很難觸動課程教學層面的問題。另一方面,一切體制機制改革,如果不是圍繞教學改革這個核心,就可能走偏方向,不利於人才培養。當年,小平同志主持恢復高考,就是一手抓招生體制改革,一手抓課程、教材和師資建設。這個例子也可以説明中外合作辦學課程、教材、師資等教學改革層面的核心作用。

  政府方面,應切實履行公共管理職責,優化管理模式和流程,為中外合作辦學高質量發展營造良好外部環境。中外合作辦學有明顯的法治特點,要讓法治成為中外合作辦學的基本共識和行為準則。建議着手為修訂版《中外合作辦學條例》的實施準備紮實的理論基礎和輿論基礎,創新改革舉措把法規規章的要求轉化為治理效能,在法治軌道上推進中外合作辦學體制機制各項改革;辦學者方面,應把改革更多聚焦於內部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擴大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在辦學條件、人事安排、財務管理等方面的辦學自主權。切實承擔質量主體的責任,明確人才培養目標,對引進的教育資源,包括課程體系、教學理念、教學管理制度、教學方法和手段以及考評方法加以消化、吸收、融合、創新。對引進境外教材堅持為我所用,凡選必審,建立健全境外教材選用機制和使用評估機制。堅持體現中外雙方共同設計、融合創新、反哺中方母體高校的原則,優化人才培養方案,構建科學的人才培養模式。

  四是發展和安全的關係。

  發展和安全,對於中外合作辦學猶如鳥之兩翼、車之雙輪,任何時候都不能偏廢。加快和擴大新時代教育對外開放,中外合作辦學發展是其重要載體。在中外合作辦學新徵程上,發展是解決矛盾和問題、應對風險和挑戰的“金鑰匙”。應堅持統籌發展和安全,注重運用發展成果夯實安全的基礎,注重打造有利於發展的安全環境,通過加大改革力度,防範和化解影響高質量建設的各種風險,築牢安全屏障,努力形成在發展中保安全、在安全中促發展的格局,實現發展和安全互為條件、彼此支撐。

  堅持風險評估、預防為主,溝通協調、管控分歧,啓動預案、依法解決,建立中外合作辦學風險防控制度體系。應着力防控意識形態風險,保證國家安全和政治安全。嚴禁出現損害國家主權的言行,不得在校園裏傳播宗教;實行師資引進“意識形態問題一票否決”制度,建立外籍教師“黑名單”制度;依法制定和建立健全財務決策、運營、監督和評價為一體的全過程財務管理體系,嚴格政府財政撥款和固定資產投入的管理和績效考核,確保國有資產安全完整。建立風險共擔機制,防止可能的生源風險等形成的重大系統性財務風險。處理好發展和安全的關係,應堅持系統觀念,把安全發展貫穿中外合作辦學全過程和各環節,形成高效可靠的綜合監管體系和監管合力;應加強前瞻性研究,圍繞中外合作辦學發展和安全重大問題開展針對性、儲備性研究,推動發展和安全在中外合作辦學質量建設過程中落地生根、開花結果。

  作者:林金輝 中國高等教育學會中外合作辦學研究分會理事長、廈門大學中外合作辦學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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